推开厚重的文物库房大门，一股混合着松节油与旧纸张的独特气息扑面而来，一排排灰白色的金属柜列队静立。轻轻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整齐排列着泛黄的信纸、破损的眼镜、锈蚀的徽章……这些静默的物件，是88年前那段沉痛历史的一个个微小切片，也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馆40年来不断汇聚的无声证言。

　　40年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从江东门一处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遗址陈列馆，发展为占地面积10.3万平方米，集暴行、抗争、胜利、审判、和平五大主题于一体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纪念馆；藏品总量从不足100件（套），增加至10.68万件（套）。变化，发生在宏大的建筑与展览叙事里，也深藏于幽深的库房、浩繁的账册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8周年。在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记者跟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文物部管理员李忻悦，走进该馆的“记忆中枢”，聆听寂静的呐喊，感受历史的重量。

　　上午9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文物库房内，李忻悦戴上白色棉质手套，开始熟练地核对名称、清点数量——她正在为一批新入藏的文物分配唯一且永久的总登记号。泛黄的报纸、字迹斑驳的书信、带有时代印记的DVD……经过她的指尖，每件物品都获得专属“户口”和唯一的“身份证号”——存放在哪个库房、哪个柜格、哪一层，其名称、尺寸、来源、流转记录等都清晰可查。

　　将时钟拨回10年前，库房里还是另一番光景——有些物品的登记信息不够完整，有些因藏品计量单位不同，导致计件数量有差异，账面记载的藏品数量与实际库存之间有着需要厘清的模糊地带。当时，刚从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李忻悦面临着巨大挑战。

　　随着国家文物局对博物馆规范化管理的要求日趋严格，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逐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出台，“账物分管、互相监督”成为硬性标准。李忻悦作为文物部管理员，和库房保管员一起，开启了一场长达3年的“盘库大战”。

　　“盘库”绝非简单清点。面对塞满旧报纸、塑料袋的老木柜，李忻悦需要对照泛黄的原始底账，在堆积如山的实物中仔细辨认，通过逐件核对、测量、拍照、记录，为每件物品赋予唯一编号。其间，她发现了一批未被编号的珍贵的幸存者口述资料。

　　这不仅是体力活，更是对耐心与责任心的重要考验。“有一次，我们找到一本1992年的捐赠清单，上面记录着一位日本教师捐赠的和平教育材料，按照清单应该有3箱，但我们只找到两箱。”李忻悦说。为此，她和同事花了两个星期，最终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失踪的纸箱，“里面的材料完好无损，那一刻，我们真的特别激动。”

　　就这样，数以万计的藏品被逐一“验明正身”，大量重号、漏号得以纠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文物“家底”被彻底摸清。更重要的是，一套“征集—鉴定—登记—入库—保管”的规范流程被建立起来。“现在，每件拟入藏的文物都需要至少3名相应研究方向的专家进行检验确定评估，并建立包含来源、流转、鉴定记录等信息的完整档案。”李忻悦介绍。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还建成总面积3096平方米的新库房，严格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根据藏品的质地属性，对不一样藏品分类分区存放，并配备针对性保护装具，最大限度减少文物藏品因湿度、光照等环境变化造成的损害，确保藏品安全。2020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建藏品管理信息系统“南京大屠杀影像档案数据中心”正式投用，详细登记了文物备案登录要求的各项藏品信息，为文物保护与研究提供了精准高效的数字化支撑。

　　本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文物史料捐赠仪式，美籍华人鲁照宁再赴“21年之约”。此次他捐赠的一批英文、法文刊物，以第三方视角为侵华日军暴行提供了有力佐证。2004年以来，鲁照宁持续在海外搜集并捐赠与日本侵华及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文物史料，至今已累计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文物史料近3000件（套）。

　　同样在捐赠仪式上亮相的，还有来自江苏徐州的15岁高一学生于聍鹏。他捐赠的两件文物——盖有“南京陷落纪念”邮戳的侵华日军中尉信件和侵华日军“花见部队”相册，具备极其重大史料价值。“收集文物需要投入很多精力，也很费钱，但想到能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一切付出都值得。”于聍鹏说，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他愿意用这种方式守护历史真相，把这份责任传递下去。

　　“每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真相的代言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自1985年开馆以来，打捞散落的历史碎片、还原历史真相的工作从未停歇：从最初“万人坑”遗址的3次考古发掘、考证与保护，到大规模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并收集2750多份受害者口述资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现已形成完善的海内外文物征集、保护与利用机制。

　　40年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总藏品量从不足100件（套）增加至10.68万件（套），这中间还包括国家一级文物79件（套）、二级文物319件（套）、三级文物824件（套）。这些从全球各地汇集而来的实物、档案、照片与影像资料，如同散落的历史拼图，在经过专业的整理与归档后，相互参照、彼此印证，共同构建起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坚实证据体系。

　　“每页日记、每张照片，都是最扎实的物证，任何歪曲历史的言论在它们面前都不堪一击。”李忻悦在日复一日的登记著录中，对这份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李忻悦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证据”意识与专业保管之间的连续性，例如早在1997年，南京的公证机构就开始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办理保全证据公证，这批公证资料在2005年及后续的国际诉讼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通过法定程序固定历史证据的做法，体现了对历史的高度负责。我们今天对文物史料的专业化、规范化管理，正是在新的条件下，延续和践行这种精神——用最严谨的方式，保存好每段历史的原始记录。”她说。

　　尽管未曾与捐赠者谋面，但他们的姓名与奉献，通过一页页严谨的账目得以留存。李忻悦愈发感到，规范化管理所承载的，不仅是国家的专业要求，也是一份来自无数捐赠者与历史本身的嘱托。

　　“这些从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的物件，远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流转。”李忻悦说，“每份移交清单的背后，都是一份郑重的嘱托。我们的工作，就是让这些散落的历史碎片，通过专业、系统的建档保管，得以永久存证、有序安放，确保它们在未来任何一个时间里，都能作为无可置疑的证言持续‘发声’——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岗位最朴素也是最根本的价值。”

　　今年9月，希腊雅典扎皮翁宫，一场名为“世界记忆 和平愿景——城市记忆下的和平发展之路”展览在此揭幕。展览围绕历史、文明、和平三大维度展开，170余幅历史图片、40件（套）实物展品以及视频、音频和4处场景互动装置，共同讲述了南京从创伤中重生、成为中国首座国际和平城市的故事。

　　展览中，一张日期对比图极具冲击力：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1943年12月13日，纳粹德国在希腊卡拉夫里塔制造了屠杀惨案。这种人类共同的苦难记忆，让希腊大学教师玛丽亚在参观后深有感触：“这让我第一次把两段历史联系在一起，深刻体会到和平的可贵。”

　　虽未身临爱琴海畔，但展览中每件跨越重洋的实物都曾经过李忻悦的指尖。核对名称、清点状况、确保电子档案与实物毫厘不差，是她为这些文物“远行”前所做的最后一道确认。李忻悦感到，近年来，文物借展出国的频率明显加快，她的工作节奏也随之同频，“它们不再是静止在库房里的编号，而是变成在世界各地讲述历史的‘信使’。”

　　“频率变化”背后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基于史料进行的系统性国际传播工程。这基于一项重要的国际认可：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从“中国记忆”上升为“世界记忆”。

　　多年来，以史料为依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世界记忆 和平愿景”史实展，已先后走进美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等十多个国家。每次展览都非简单复制，而是坚持“一国一策”，精心寻找与当地历史的共鸣点。在西班牙，展览通过当地《洪水报》1937年的原始报道，将南京与1937年遭法西斯空军轰炸的格尔尼卡联系起来，揭示了法西斯暴行的共同性；在匈牙利，展览从该国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摄的包括台儿庄战役在内的中国抗日战争影像切入……这种深度策展，让心灵连接跨越了地理隔阂。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推出《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英、法、日文版学术期刊，发行至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南京大屠杀史》等核心著作被翻译为英文、韩文、德文、希伯来文等多种语言。

　　今年8月，一个更为前沿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多语种数字传播平台”真正开始启动，旨在建设全球性的权威数字资源库，让历史证据在云端永久留存，供世界查阅。

　　对于李忻悦而言，未来还有更重要的使命。按照今年发布的《国家文物局关于全方面开展博物馆馆藏文物定级工作的通知》，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和博物馆要以馆藏文物定级工作为抓手，建立健全馆藏文物鉴定、定级、建档、备案常态化工作机制，提升馆藏文物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这是一项比‘盘库’更庞大的工程，但我们已做好了准备。”她坚定地说。

　　今天是12月13日，上午10时01分，凄厉的警报声将再次响彻南京城的上空。

　　88年过去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不仅没有被时间冲刷，反而在更科学地保存、更广泛地传播、更深切地共鸣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